吃瓜网166.su黑料不打烊网址:糖心vlog正版官网入口-赵荣光︱点心与小吃称谓辨析
日常饮食生活中,人们经常会习惯地说到点心,也同样会高频率地提到小吃,大众社会生活中,点心和小吃,二者的称谓、书写几乎随处可见。因为它们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太亲近,太熟悉了,相较于正规、例行的每日的午、晚两次正餐,近乎空气的存在,时时处处,随时随地,竟至于隐隐约约、熟视无睹。而正餐则恰似一日间日、月的昼夜轮回,区间感觉明显。
点心和小吃,虽然称别、书异,但许多时候却不分彼此,二者若一枚硬币的两面。有古代“饮食宝典”“食经”之誉的《随园食单·点心单》开篇说:“梁昭明以点心为小食,郑傪嫂劝叔且点心,由来旧矣,作《点心单》。”《随园食单》的著者袁枚(1716-1798),是被国外学界推重为“中国萨瓦兰”的著名美食家和大食学家。袁枚也是随积习从众俗,未审区别,将点心与小食(吃)视为一物。但是,点心和小吃真的毫无区别吗?慎思详辨,疑惑还是存在,点心与小吃的辨析讨论,有助于人们饮食生活的文化兴趣,有助于大众社会的饮食与食品知识热度,有助于食文化的普及与食学研究的深化。
从人类饮食发展史的角度看,就食品结构与功能意义而言,点心出现的时间应当很早。人们习惯说的“点心”,指的是“正餐之外的精巧型辅助性主食品”。审视中华点心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生活中的纷繁形态与消费特征,点心应有四重含义:
1.属于主食品类,其基本原料为以麦面粉为主的各类淀粉质食材。
2.是辅助性主食品,不属于人们常餐主食品类的主体或主导品种;既不同于人们日常三餐习惯食用的品种,也有异于节庆日人们通常食用的美食品种。
3.通常是于正餐之外的“零食”,故称为“小食”,或为酒席进行宴程间隔中的随上“小吃”[1]。
4.一般体积精细小巧,富于形态艺术、悦目色彩。
二十几年前,我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组织编写了一套名为《传统与创新:中华名小吃》的丛书,在序文中概括了“小吃”的五性,是集饮食文化地理区位性、民族独特性、大众普及性、传统典型性、流行长久性等特点于一体的食品,因此也是最能反映民族饮食文化的内涵,充分体现民族和民俗文化特点的食品;在原料选择组配、加工工艺技法、形态色泽设定,甚至进食方式上多有独特之处。名小吃,一般都有相对较长的流传历史,有较高的知名度,有擅胜独特的风味;许多名小吃还往往有传奇史实、名人轶事或民间传说掌故与故事比附传布。我强调小吃是面向大众消费群体的,首先是庶民大众群体的,小吃拥有长久性、最广大的爱好者[2]。2017年在沙县举行的“中国地域十大名小吃”评选活动中,笔者又对小吃文化作概要性说明[3]。
袁枚提到了梁昭明和郑傪两位历史人物,分别提到“小食”“点心”。梁昭明,南朝梁朝开国皇帝萧衍长子萧统(501-531),字德施,生一岁立为太子,逝谥“昭明”,因文才德行盛以“昭明太子”或“昭明”称于史。史载:普通年间(520-527)因南北战事,“京师谷贵,太子因命菲衣减膳,改常馔为小食。”[4]“小食”,指的是对应于正规、郑重“常馔”的简单便捷之食,亦即数量、质量稍逊于正餐。但“小食”作为大众饮食生活习惯口语,应当在南北朝之前就流行很久,晋代时,人们习惯将早餐称为小食,因为相对于丰盛正规一些的午、晚两餐,早餐相对简单: “辂(管辂)曰:‘命不我与,为之奈何?然子恳诚,且为救诸……吾卯日小食时必至君家。’”[5]小相对于大,晨起匆忙一日诸务,简单进食,相对于午、晚两餐属于简单便捷,因此,小食之名本义指早餐,是一日之时序餐次,是食制,字面解释无关与食材、食物、食品,也就是说与物无直接关系。以后,引申而泛指一切简单便捷之食,后世的“小菜饭”是其引申义,意指没有或很少有荤菜在内的简单饭菜。如《醒世恒言·刘小官雌雄兄弟》:“实不相瞒。身边盘缠短少,吃小菜饭儿,还恐走不到家。若用了这大菜,便去了几日的口粮,怎生得到家里?”[6]《儒林外史》第十八回:“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饭,初二、十六跟着店里吃牙祭肉。”[7]总之,当小食不再是时序、食次的本义,也不一定依循时序和食次,小食的直接表达就是小吃,具有了随时、随机的“零食”意义。当然,动词表意简便进食的小吃行为,也渐渐具有了名词意义,也就是说,小吃回归小食,都是简单的食物。
点心一词的出现,意味着小食随意性的延伸与功能转化,不再是刻板拘束的早餐,但其小食或小吃的功用未变。“点心”的名称出现在都市餐饮业发达的唐代,作为应时方便的小食,“世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已有此语。”唐人“郑慘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顾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其弟举瓯已罄,俄而女仆请饭库钥匙,备夫人点心。”[8]“点心”两字合成的是动宾结构词,用作动词,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吃一点”“随意吃一点”“聊做一餐”。“点心”之称大通行是在宋代,这是城市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历史推动力,也是“饮食文化场”[9]机制作用充分发挥的结果。应当注意的是,尽管小食或小吃的伊始是比较简便因而不免可能也是简陋的,但随着社会需求的广泛普及,社会层次消费与特嗜追求,小吃的精致化也就是必然趋势。于是,精致小巧、食材与工艺价值特征决定了小吃的精致、精品化发展。《红楼梦》大观园中万金小姐们的小食自然不会是市井地摊、庶民贫家的水平:“姑娘们玩一会子,还该点补些小食儿。”[10]
应当清楚的是,虽然“点心”之名始见于唐,但“点心”之实则绝非始于唐,汉代便已普遍存在了。汉代以麦面粉为主要原料名目繁多的“饼”,其中许多就是点心,而如“烧饼”“膏环”“细环饼”“截饼”,以及“粽子”等可为点心之用的主食品种已经很多,但它们“正餐之外”的“辅助性”似并不很鲜明——虽然并不排除这种事实上或临时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环饼”,贾思勰称其为“寒具”,其制法与“截饼”略同,“皆须以蜜调水溲面;若无蜜,煮枣取汁,牛羊脂膏亦得;用牛羊乳亦好,令饼美脆。截饼纯用乳溲者,入口即碎,脆如凌雪”[11]。因其特点为“美脆”或“入口即碎”,可知制作“寒具”是用“膏油煮之”的油炸法。“膏环”极似今北京小食“焦圈”,但其品质恐怕要远在其上。对此,李时珍有更明确的解释:“寒具,捻头也,以糯粉和面,麻油煎成,以糖食之。可留月余,宜禁烟用。”[12]李时珍说:“冬春可留数月,及寒食禁烟用之,故名‘寒具’。”可见,汉之“寒具”已具有“正餐之外”“辅助性”主食的性质,故将其视为较早的“点心”当可成立。
那么,为什么汉时“环饼”等被称为“寒具”呢?这就涉及“点心”的起源,“寒具”为度“寒食禁烟”之节时的特备食品,因有禁烟时段不能热食之俗,故而得名。《周礼·司烜氏》“司烜氏……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禁火之日在清明节的前一天(一说前两天或前三天)。禁火,首先是灭火,使国内各地、家家户户的火种全部熄灭,此举称之为停“旧火”。节后禁火令解除,再重新取火,是为燃“新火”,《论语》称为“钻燧改火”[13]。禁火制度初行之时,人们只能备以平素的糒糗、粥等冷食,但因其艰于进食、不易消化,很为人们尤其是年老体弱者所苦。故贵族之家首先制作出便于存放和冷食为佳的食品,它们大异于平素的饭粥类主食,《楚辞·招魂》所记的“粔籹蜜饵,有餦餭些”,即属此类。许慎《说文解字》释云:“粔籹,膏环也。”贾思勰记为:“膏环一名柜籹,用秫稻米屑,水、蜜溲之,强泽如汤饼面。手搦团,可长八寸许,屈令两头相就,膏油煮之。”可见,“寒具”之始早在汉前,“点心”之始也便最迟可溯至春秋战国时的“粔籹”了。当然,若是以粽子为例,则点心的记录追溯还会更早。《随园食单》是将粽子列为点心的,现实生活中粽子也仍然是点心的重要品种。起源于上古祭祀礼俗的“角黍”——现代粽子的前形态称谓,历史至少在三千年以上[14]。
可见,点心文化的伊始,就是大众社会饮食生活的产物,具有普遍、悠久、深厚的民族属性。但点心品种的绚丽多彩发展与大众需求,则与历史经济、城市文化紧密相伴,任何中心城市都有自己地域风格的点心文化。而从大的历史趋势上说,明清至近代“京式点心”的北方特色;六朝以下至于近代的苏、宁、沪、杭等江浙点心风格;清以下厚基岭南、沐浴西风,又南北贯通的粤式点心景观,市场繁荣造成了逾百年来深入人心、口碑四远的粤、苏(沪)、京中国点心三大风味系列。点心的精巧型辅助性食品属性告诉我们,人们所以喜爱它,是因为它给人们带来充饥、营养之外或之上的享受。这种享受,往往首先是迷离亮眼的色泽、撩人的臆想形态,继之是爽口惬意的咀嚼感受,是随之可能引发的各种思考,因而形成了点心文化的特别风格。这无疑是三餐主食品不甚具备的属性,日常餐主食的基本功能与人们进食的目的,主要是营养获取,是“民以食为天”意义的活命养生。点心文化的寓意,甚至也是数以千计风味小吃的特点所不及的,因为后者主要是可口风味见长。
与小吃差异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点心功能决定其原料淀粉质食材选取原则。点心的明显集赏阅、享受于一体的属性,必然促使其社会消费的审美类型与消费档次差别的明显存在,同时也就自然决定其精致精巧、创意翻新、色彩缤纷的形态与趋势。极悦目、口福的御膳中的点心自是不在话下,南宋孝宗皇帝赏赐右丞相赵雄(1129-1194)精巧点心的故事颇能印证:“赵温叔丞相形体魁梧,进趋甚伟,阜陵素喜之。且闻其饮啖数倍常人……一日,召对便殿,从容问之曰:‘闻卿健啖,朕欲作小点心相请,如何?’赵悚然起谢。遂命中贵人捧玉海赐酒,至六、七,皆饮釂,继以金柈捧笼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尽之。’于是复尽其余,上为之一笑。”[15]饮了很多酒后,还能吃下100枚精致的小笼包,饭量足称可以,但也可以想见,小笼包的确是精致小巧。
作为传统肴馔重要组成的小吃,伴随着社会食生产、食生活的逐渐发展,城邑的兴旺和市肆饮食业的逐趋发达,满足人们需求的食品的种类品目也因之而丰富多彩。作为食物品种而非进食行为的“小吃”,也属于主副食品中那些正餐之外的精致化品种,但食材利用则绝无淀粉质的限定,甚至完全与谷类无关。《儒林外史》记几位读书人在一小酒店中“叫了一卖一钱二分银子的杂脍,两碟小吃。那小吃一样是炒肉皮,一样就是黄豆芽。”[16]文中的“一卖”是酒店内现成的整份食品,炒肉皮、黄豆芽两样“小吃”也便“小”得可以了。《扬州画舫录》:“小东门街多食肆。有熟羊肉店,……就食者鸡鸣而起,茸裘毡帽,耸肩扑鼻,雪往霜来……先以羊杂碎饲客,谓之‘小吃’;然后进羊肉羹饭,人一碗,食余重汇,谓之‘走锅’,漉去浮油,谓之‘剪尾’。狃以成习,亦觉此嚼不恶,惟不能与贪眠者会食。一失其时,残杯冷炙,绝无风味。”[17]这里的“小吃”只是相对于规制正餐而言,相对于“炒肉皮”、“黄豆芽”无疑厚重贵气多了。又,《镜花缘》借“君子国”两位宰辅之口批评中国诸般陋俗,其中关于食事有生动叙述:“又闻贵处宴客,往往珍羞罗列,穷极奢华:桌椅既设,宾主就位之初,除果品冷菜十余种外,酒过一二巡,则上小盘小碗,——其名南唤‘小吃’,北呼‘热炒’,——少者或四或八,多者十余种至二十余种不等;其间或上点心一二道;小吃上完,方及正肴,菜既奇丰,碗亦奇大,或八九种十余种不等。主人虽如此盛设,其实小吃未完而客已饱,此后所上的,不过虚设,如同供献而已。”[18]这里的“小吃”,已是大宴筵式的必要肴品结构,是相对于大碗“正肴”的行菜:南方称为“小吃”,北人呼作“热炒”,并且这种“小吃”还是不包括“点心”的,即都是肴品,都是“下酒”的功能。
《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扬州画舫录》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镜花缘》成书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前后,三书社会生活风习的白描实录可以作为清代(至少是中叶)社会餐饮的映像写真。“小吃”由仅限于“下酒”之肴的传统之义扩展为时下的普泛义,基本是二十世纪的事。城市生活的丰富发展,民众饮食消费观念、习尚的进化提高;外食和市食不再是男人的专利,妇女儿童也逐渐成为重要的消费群体;于是促使食品的生产与消费向灵活随意、方便经济、休闲趣味方向发展;于是便有“小吃”涵义向更广阔食品领域的拓展。小吃,有非常明显的大众习尚属性和流行性社会特征;而一旦与“风味”“传统”相关,则又有了文化区位或省区地理区域分布的特征。当然,也同样有嗜习者的民族性和结构层次性,甚至是类别文化的特异性。这些文化属性,无疑让小吃与点心在大众的日常生活口语表达上往往混同,但混同不等于混淆,至少在大众的理解上似乎并没有多少困扰。
传统点心和历史名小吃,都经历过了时间的考验和不断洗练,在漫长的历史和普泛的现世生活中成为民众钟爱的食品。从食品史或菜谱学角度俯视洋洋大观、汗漫无际的时代点心、小吃展板,今天许多悠久的名点、名小吃在历史上曾是正餐的肴馔,其后由于膳品品类数量的逐渐增多、制作工艺的日趋精细、商品经济与城市生活的推助,以及人们食事生活需求习尚演化等原因,才进入或曰上升到“点心”“小吃”的领域。由常膳品种演变成点心、小吃,进而成为名点、名小吃,是食品不断精致化、趣味化和打破正餐局限充分发挥普泛、随机功能的过程。正餐机制的限制,季节时令和地域的局限,甚至人群类别、文化差异乃至民族的不同,都可能被名点、名小吃精致、趣味的工艺形态、原料或进食方式的别致、风味的隽美、文化魅力的奇妙所突破,从而使其具有了某种超时空的永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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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赵荣光:《中华饮食文化史》第二卷第二章“千姿百态如繁英——中华民族麦文化”第五节“‘点心’名实与‘寒具’”,杭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教育出版社,第40-42页。
[2] 赵荣光:《中国“小吃”述略》,《中国饮食文化研究》,香港:东方美食出版社,2003年,第505-511页。
[3] 2017年12月7日 “中国地域十大名小吃”评选活动在沙县举行,赵荣光以专家组长身份做主题“味蕾故乡:美食大众的情怀”演讲,并说明评选原则与过程。
[4] 唐·姚思廉:《梁书·昭明太子传》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8页。
[5] 晋·干宝:《搜神记》卷一,第页,《稗海》本。
[6] 明·冯梦龙编刊:《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10页。
[7]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八回“约诗会名士携匡二,访朋友书店会潘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218页。
[8]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事始二》卷二“点心”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第34-35页。
[9] 赵荣光:《中华食学》《附录:中华食学术语》,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2年,第292页。
[10]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793页。
[11]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饼法第八十二”,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510页。
[12]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下册卷二十五“寒具”条释引宋人林洪《山家清供》,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第1541-1542页。
[13] 《论语·阳货》,《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26页。
[14] 赵荣光:《大历史视角下的中华民族粽子文化流变考察——兼论端午节俗中的龙舟竞渡与屈原崇拜问题》,《餐桌的记忆——赵荣光食学论文集》,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8-296页。
[15]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健啖”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0页;《宋史·赵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073-12075页。
[16] 《儒林外史》第十七回“匡秀才重游旧地,赵医生高踞诗坛”,第215页。
[17]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小东门街”条,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1984年,第188页。
[18] 清·李汝珍:《镜花缘》第十二回“双宰辅畅谈俗弊,两书生敬服良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