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心logo网页版:糖心vlog怎么加入-燕京馆藏︱红军的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斯诺特藏之七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1936年访问陕甘宁，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重要领袖，深入观察红军与苏区社会，写成著名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1939-1940年，斯诺为了推进工合运动，再次访问陕北。斯诺在陕甘宁获得了一批珍贵的文献，作为其写作的素材。1957年，斯诺任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特别顾问，将六七十份资料通过费正清教授，赠予哈佛燕京图书馆。但由于这批资料基本都是油印在马兰纸上的，有些是手写的，尺寸大小不一，颇难修复扫描，一直没有全文刊布。近期斯诺特藏由哈佛燕京图书馆馆员马小鹤、王系着手爬梳，并写成系列文章由“澎湃新闻”独家刊发，以期为学界及大众提供一种新的历史资料与历史观察。
1957年1月9日，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写了一封信给汉和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前身）馆长裘开明，随函附上由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所赠的稀有小册子等材料，他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获得这些材料，并将其捐赠给图书馆。附件是赵国钧（K. C. Chao）的评论。
赵国钧1月7日写给费正清的评论中说（图1）：
经过对内容的初步研究，我发现了许多非常有用的内容。例如，在 2 月 8 日（1934 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材料（一）》（在苏区）的小册子（47 页）中，有 6 个表格，列出了红军军官、士兵、政治工作者等“阶级出身”的百分比。
图1：赵国钧1957年1月7日写的对斯诺特藏的评论
赵国钧在斯诺特藏中特别提出来的这篇文章是《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材料之一》的第三篇文章《红军在组织上的巩固》。（图2）
图2：欧阳钦：《红军在组织上的巩固》第1页
《红军在组织上的巩固——贡献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参考材料》是1933年12月15日红三军团第六师政治部主任欧阳钦为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写的参考材料，此文列举了红一方面军的一些统计数字的百分比，包括党团员在红军战士及军事指挥员中的百分比，党团员中、红军战士中、军事指挥人员中、政治工作人员中工、农、职员、其他成分的百分比，红军战士中、指挥员中来自赤区、白区、被俘、起义和其他的百分比。根据这些统计数字，说明红军在党的领导方面、战斗员、指挥员的成分方面及来历方面，都是有保障的。（图3）
图3：《红军在组织上的巩固》第4-5页
欧阳钦（图4）（1900年—1978年），湖南宁乡人。长沙长郡中学优等生，后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学法文。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到里昂中法大学旁听。参加过爱国请愿活动。1924年2月在法国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到苏联入军事训练班学习。1926年回国，被派到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历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参与组织白区秘密军事工作和各地红军的斗争。1931年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及长征。他对当时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Otto Braun）等提倡的“短促突击”、“拼消耗”的错误战略战术是不满的。到陕北后，他转到地方，在陕甘省委、陕甘工委、国民党统治区的陕西省委和西北局担任负责工作。抗战胜利后，到冀察热辽分局任秘书长，1949年以后，曾任旅大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和东北局第二书记。
图4：欧阳钦
《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材料之一》（图5）在题目下面是目录，可以看到一共有5篇文章：
1．一军团建议
2．干部政治教育计划草案
3．红军在组织上的巩固
4．[战时政治工作]报告大纲
5．政治工作修改草案
署名是“总政治部印”，时间是“二月八日 ”。下面的年份是“1934”，可能是后来添上去的。
图5：《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材料之一》的封面
“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是指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的1934年2月7日至12日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是红军召开的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图6）
图6：红军召开的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这次政治工作会议是在极其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此前5个月，即1933年9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国民党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年仅24岁的博古成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积极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连毛泽东本人也被剥夺了红军的领导职务，只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专做地方工作。在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和发言人当中，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名字。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红军各军团、中革军委直属队、湘赣军区、湘鄂赣军区、闽浙赣军区、江西军区、福建军区、闽赣军区、粤赣军区和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兵站医院、地方武装代表共258人。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红二十五军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派代表出席会议。
邓小平主编的《红星》第28、29期刊登了这次会议的纪要和一些重要发言：2月7日下午开幕典礼，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开幕词，首次提出：“大家都明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中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成任务的，我们红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工农，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继由大会选出王稼祥、贺昌、李弼廷、李卓然、袁国平等5人为大会主席团。其次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致词。朱德在致词中谈到：我们要从政治工作来领导提高红军中军事技术与战术，成为战术家的军队。周恩来也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你们是领导者，每一战斗的胜利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政治工作”，要“反对忽视政治的现象”。8日中共中央代表博古作关于六届五中全会总结的报告，晚上分组讨论。9日，王稼祥作政治工作报告。10日上午，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作《战时政治工作大纲》的报告，根据红一方面的经验，分别就行军作战中的政治工作，在战斗环境中巩固扩大部队和党组织的工作，居民中的政治工作，瓦解敌军的工作等方面，作了详细阐述。对这些方面提出了原则要求，并介绍了具体方法，对指导当时和后来的战时政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下午讨论，晚上分组讨论。11日大会讨论，团中央书记凯丰、中共中央国统区工作部部长陈云、政治局委员顾作霖作关于团与青年工作、白军工作、边区工作的演说。12日大会讨论，周恩来作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演说，他提出“反对以为政委打仗时可以后面一点，政治部在打仗时，没有什么事可做”的错误认识，强调一定要“绝对保证”前线的胜利。一切政治工作都要“环绕在整个作战计划周围”，都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这样才能保证反“围剿”作战的胜利。由王稼祥作结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作闭幕词，谈到：我们要把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刻板的工作方式，从工作中洗刷出去！在大会后，要与这些工作方式作坚决的斗争！要用具体的活的领导来真正的进行政治工作。
这本材料的第一部分“一军团建议”即《关于改善红军中政治教育问题的建议—献给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是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1934年1月3日撰写的，建议总政治部需编印固定的基本教材，规定学级制度，新战士按学级而由此入课。政治教育要抓紧教育的中心，如反法西斯蒂，课外工作与其联系起来。教授人员的训练需要加强，教育方式应有大的改善，还要利用晚会表演之类的课外活动。补助教育，也即各种常识的灌输，是政治教育的基础。在讲课过程中和某一材料讲完后，须对学员进行测验。
第二部分《干部政治教育计划草案》提出为了加强红军中军事政治干部的政治认识与提高其政治水平，在中上级干部中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基本的政治教育。干部教育的内容，分为课内和课外两种。规定干部课堂教育时间为六个月，上课六十次，每次二小时，共计一百廿小时。中级干部（排长到副营长）使用步兵学校的政治常识和政治工作讲义，以团为单位成立一个班，由团政委指定教员。上级干部（营长、副团长）用红军大学上级班的政治常识和政治工作讲义，以师为单位成立一个班，由师政委或政治部主任担任教员，以自学为主。团和师组织审查成绩委员会，对参加学习的干部每月进行一次考查，在干部调动、提升时，要参考其学习成绩。
第四部分《战时政治工作报告大纲》的作者名字被涂掉了，（图7）此文根据红一方面军的经验，详细阐述了（甲）部队在行军与战斗中，政治工作既要连续不断，又要灵活机动；（乙）加强与巩固军中党的组织工作，争取新战士，进行反逃跑斗争，在白区扩大红军，加强卫生运动与减少病员，提高军事技术；（丙）居民中的政治工作；（丁）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对这些方面提出了原则要求，并介绍了具体方法。
图7：《战时政治工作报告大纲》，作者名字被涂黑
对照这个油印的《战时政治工作报告大纲》与《红星》第29期（1934年2月18日）第5版上的同名报告，可以确定作者是李卓然。这本小册子应该是红军政治工作领导人从江西带到陕北，1936年6-10月斯诺在陕北时，送给斯诺的。为什么小册子上李卓然的名字会被涂掉呢？大概是什么时候被涂掉的呢？
李卓然（图8）（1899年—1989年），出生于湖南湘乡洪塘，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苏联学习工作。1929年秋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4年2月10日做了这个报告。1934年9月，李卓然任红五军团政委，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
图8：李卓然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不久，中央内部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中央根据形势，制定了北上方针，但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提出了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公然争权。这时，周恩来找到李卓然，希望他到四方面军去做政治工作，共同北上。当时，李卓然并不知道中央内部北上和南下的分歧，不知道张国焘的分裂野心，他只是觉得应服从党的安排，和周恩来谈话后，他就去了四方面军担任了前敌政治部副主任。张国焘10月5日在西康省马尔康县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任命李卓然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应该是在此之后，他的名字才从这本小册子上被涂掉了。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主力渡过黄河，渡河红军共有21800多人。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李卓然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兼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在长期的苦战中，部队伤亡殆尽，1937年5月1日，李卓然、李先念只率领剩下的420余人到达新疆。由于李卓然在四方面军的任职经历和西路军的失败，他不可避免地和张国焘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牵连者。在延安猛烈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错误的浪潮中，他背上了沉重的历史问题的包袱，也因此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相比之下，这本小册子中他的名字被涂掉就可谓微不足道了。
第五部分《政治工作修改草案》已佚。这本小册子从江西带到陕北，也经历了二万五千里的历程，能保存五分之四已属不易。
红军未能打破第五次围剿，在这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后8个月，踏上了长征之路。斯诺说：“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 红军能完成这个“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最主要的原因是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将红军锻造成了一支中国的新型军队。这份会议材料不仅保存了一军团建议、欧阳钦与李卓然的文章，而且保存了《干部政治教育计划草案》，使我们能从微观的角度更深入地考察红军政治工作的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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